借口
我很清楚,在当今中国如火如荼的各类新观念、新思潮前,写下这样一个绝对有着保守主义嫌疑的题目,意味着我将由此冒险展开一场言说来为这一观点进行辩护。
哲学家弗朗索瓦•于莲在《圣人无意》中开篇就指出:“圣人是不持任何观念的。”因为持任何观念都可能是一种偏见,世界就是世界,它在那儿,它存在着。而我们作为一个观察者,无论我们试图从任何角度去认识它都只能是片面的。所以圣人是只有智慧没有立场的人。但是我们也知道,没有立场,对问题的讨论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提出这一立场或者说偏见来让问题的讨论成为可能。
首先我就承认了自己的艺术观是一种片面的偏见,那么为什么还要提出它?主要基于以下原因:第一就是当前的艺术仍过于社会学化。他们认为艺术应该介入社会、甚至政治运动之中,艺术家变成了社会学家、政治家,以艺术的方式介入社会、政治思潮的运动之中。艺术被完全作为了社会批判的武器。第二就是哲学化。然后就是大量艺术家对社会、生活病态扭曲的认识和态度。现在重提审美主义,可以让它对无聊的生活和艺术现状起到一点消毒的作用。
不要社会学
在许多艺术家的眼里,艺术应该担负起社会的责任,对世界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仿佛只有这样才是严肃认真的,才是对艺术、对社会负责的,任何有审美倾向都是一种对责任的逃避,都是对艺术的亵渎。特别是阿多诺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更让艺术作为文化武器介入社会有了哲学基础。这些艺术家们在阿多诺的鞭策和博依斯的“艺术是社会雕塑”的号召下,全面社会学化。
中国的当代艺术史基本就是社会发展史的写照,或者说是社会思潮变化的镜子。用艺术参与社会,表现社会思潮对艺术的发展无疑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国外的女权主义艺术运动对女权思想的传播起到很大的作用,况且我们是读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长大的。但是在表面热闹的情形下,我却隐隐的感到一丝忧虑:艺术家过多的扮演着社会学家、政治家的角色,艺术作品多是对社会的批判、反思,艺术家能承担这一责任吗?如果要艺术家来承担这一责任的话,我想那是社会的悲剧。
我们需不需要“安乐椅”似的审美的艺术?我们需要怎样的审美主义?这是对社会责任的逃避吗?艺术家对社会负有怎样的责任?艺术到底在多大意义上能对社会发生作用?发生怎样的作用?我认为艺术家能尽的社会责任是非常有限的,因此艺术家应该做的是艺术能做到的责任。确实,艺术在社会学化、哲学化过程中丰富了自身的表现形式和内容,给艺术的发展带来了更多可能性。但是如果我们还记得莱辛关于雕刻与诗歌的区别之教诲的话,现在应该是把对社会的批判、启蒙的责任让给社会学家、政治家的时候了。
也不要哲学
艺术的哲学化源于杜尚止于概念艺术,是一系列对艺术本体的哲学思考。用哲学化的方式对艺术本体进行探索,艺术在对艺术本体的哲学思考过程中当然是有意义的。但如阿瑟•丹托所言艺术本体的探索已经终结了。可是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艺术家一旦进入到所谓的艺术逻辑之中就不能自拔,直接导致了艺术的竞技,你反他我反你,看谁提出更新的观念,艺术变成了观念竞赛。而真正以审美的态度来关心自我、关心情感的却越来越少了,提起抒情、审美就象现代主义时期提及古典一样被嗤之以鼻。
现在我们身边却充满了把某种哲学观点视觉化的所谓观念作品,艺术家好像一时间都聪明、智慧起来了,用艺术图解着一个个东方或西方哲学家的思想观念。欣赏艺术变成了哲学观点猜谜竞赛,这些把对艺术进行哲学思考变成了艺术图解哲学思想的就更要反省。
艺术从对艺术本体的哲学化探索中解脱出来之后,艺术家从社会学家、政治家角色中回归之后,应该认真的想想我们为什么从事艺术?难道仅仅是参与一场艺术的竞技?为什么忘了艺术与人的关系,忘了人对幸福的渴望,对审美的需要?为什么不将艺术与审美的人生态度与人生的幸福联系起来?从这一点来讲,我更愿艺术是伦理的、道德的,而不是社会学的、哲学的。
更不要悲观主义
有一种倾向认为人生是一趟无意义的苦行,人生充满了各种痛苦的不可解决的问题。其作品都集中在表现世界的阴暗和人生的无聊上。特别是近几年,一些艺术家出现了“对伤害的迷恋”。
诚然,宗教在今天已然失去了它的权威性。人们经历了一场信仰的危机,我们没有了上帝,也没有了来生,我们所有的一切就是今世今生。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抓住今生?福柯在对人是如何被建构的、权力是如何运行的进行研究之后,提出了变人生为艺术的观点,把人生作为艺术品来创造,这是一种积极的审美的人生态度,而在此对现世的日常生活的审美把握就显得非常重要。因此,审美主义不是逃避,而是在正视惨淡人生之后的觉醒。
生活、世界确实充满各种问题。人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人生无意义、无奈,偶然来到人间一趟还没尝出做人的滋味转眼间又将化作尘烟。每个人都是无聊的“局外人”,无奈的“西西弗”,人生就是无聊加无奈,就是一场悲剧。为什么我们只能看到无聊加无奈?何况我们的生活并非如西西弗般的年复一年的推同一块石头上山。虽然,我不能改变世界,但是我可以改变看世界的方式。为什么不用审美的人生态度、审美的艺术把生活变成一场喜剧?所谓天堂地狱皆在人间。我们不仅是要制造天堂,更要以审美的态度在人间、在日常中发现天堂,从某种意义上看,世界怎么样,人生怎么样在于我们自己怎么看。
人与时代、社会、他人的关系,可以是社会学、哲学关心的问题,而个人情感,个人的幸福与否,是否能够诗意的生存,关键则是取决于审美的人生态度和审美体验。我们可以用艺术给人制造一个天堂。
怎样的审美主义
我重申的审美主义并不是要完全回归19世纪时期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唯美主义一词被用以表示一种追求纯粹的美的倾向,既对所谓“纯艺术”的追求。其哲学和理论基本源于康德提出的审美活动的无目的性、无利害观念,以及莱辛、歌德、席勒等人的美学思想。这些思想为19世纪后期的唯美主义思潮奠定坚实的基础。1818年,法国的库辛曾经宣称:“应该为宗教而宗教,为道德而道德,为艺术而艺术”。19世纪90年代,英国唯美主义发展到高峰,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肖像》序言系统地表述了“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观点。王尔德认为,现实的丑陋正在腐蚀和毒害艺术。艺术要恢复美的声誉,就必须远离生活远离现实。并且,他提出了生活模仿艺术这一富于挑战性的观念。也正是由于唯美主义对形式的重视,对现实生活的疏远,而被称为“颓废主义”。在中国,二十世纪初鲁迅、周作人、邵洵美、徐志摩等作了大量唯美主义的译著和评介工作,唯美主义在中国赢得了一席之地,但是随着社会的混乱和战争,这种悖离现实生活的艺术观念很快被抛弃。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说的审美主义是讲求从生活中发现美的,在悲剧性的人生中建立的一种审美理想,是以审美的态度介入生活,对抗生活的无奈,是正视无奈后的积极人生观,而不是逃避。并且,从人是开放性的存在这一角度来看,只要做到真正关心自我,关心开放性的自我在当下社会中的遭遇,就不可能会是完全的回归。 它关注生活、自我,但却不是社会学化的;它进行思想,有观念却不是哲学;它强调审美,却不是脱离现实的;审美主义不是对形式美的探索更不是形式游戏。
我们常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中思考问题,艺术要么被作为文化武器介入社会,要么流于文人画似的逃避的不问世事的自娱自乐。为什么不留给积极入世的审美主义一块田地?
另外不能不提到的就是怎么才是“审美”这一问题,我当然不是想要在这里对美丑的界限的讨论作一个结论。我只想说,无论美与丑的边界多么模糊,甚至可以转换,我们心中仍有界线、标准存在。一如艺术是多么的宽泛,但我们却只谈论某些作品,而不认同另一些作品。无论贡布里希如何从历史角度说明了没有大写的艺术只有艺术家;又无论博依斯如何以实际行动宣称了一切皆是艺术;也无论语言学家们从语言学的角度如何的论证了艺术是无内涵的专名,艺术可以是一切。但在每个人的心中,仍有着艺术的界线。
总之
无论历史如何发展,审美都是作为有限个体的人永远需要的。重申审美主义,不是对问题的回避,而是正视问题的结果。必须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艺术也是一样,社会学、哲学在认识社会与人的关系方面更为系统、明白。何不在无处不在的“规训机制”之中、在人被异化的“后工业社会”之中创造一片净土?世界自身不能生产这样的地方,而艺术可以。
写于重庆四川美术学院
2005.7.8
文章发表于《艺术界》2005年9月、10双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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